50岁那年博彩骗局，文学界大咖欧阳修，罢黜担任科举试验的主考官。

恰是料峭春寒时，各地士子打理行囊，满怀但愿，进京赶考。十年窗下无东谈主问，一举成名六合知。金榜落款，那是其时千万念书东谈主终身所愿。

这一年，宋仁宗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看似浮浅，其实并不浮浅的一年。

从当年正月初六，欧阳修权知贡举，到三月初五，奏名进士，各科共录取899东谈主，其中，进士388东谈主。

一甲三名为，状元章衡，榜眼窦卞，探花罗恺。

都不虞志？不进攻。同庚考中进士的还有：

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轼、苏辙、曾巩；宋明理学的引路东谈主张载、程颢；以及王安石变法的中枢干将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等。

这一年试举，明后映照所有这个词大宋。

1

苏轼与苏辙是在父亲苏洵的伴随下进京的。

老苏很励志，少小时读不下书，四处来去，快意任侠。等成了家，有了孩子，他才知谈，千般皆劣品，惟有念书高。

自27岁始，苏洵戮力肆业，曾结合六、七年宅在家，除了学习就是学习，并奋发，学业未成，绝不提笔写稿。

什么技巧运弯曲书，都不算晚。少年训练的苏洵终于成为遐迩闻明的大学者，创始蜀学。

有些缺憾的是，苏洵一世都没考中过进士。

但愿就落在孩子们身上了。嘉祐二年，20岁的苏轼和18岁的苏辙进京参加省试（相当于明清时的会试），一举告成。

苏轼、苏辙考中时这年龄是什么主张呢？

可说是天纵之才。

要知谈，清代的才子蒲松龄一世考了N次乡试，一直到70岁，连个举东谈主都没考到，更别说进士了。天然，也恰是因为屡试不第，聊斋先生才有契机为咱们留住一部名著。

苏轼与苏辙的告成，有一定原因是搭了其时古文蛊惑的便车。

宋初曾一度流行西昆体和太学体等文学，其中，西昆体矫揉舛讹，太学体险怪阻拦，都是文学界毒瘤，却受到平素崇敬。

动作其时古文蛊惑的首领，欧阳修看不下去了，想趁此次试举好好整治不正文风。

评策论的考卷时，欧阳修的好友，同期亦然考官之一的梅尧臣，发现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不雅点新颖独有，行文与众不同，让东谈主叹为不雅止。

欧阳修一看，如实不得了，策论第一舍他其谁，又弯曲一想，这该不会是老汉的弟子，曾巩所作吧？

为了避嫌，欧阳修将这篇著作评为第二，比及排行揭晓后，才知谈，这篇著作竟出自苏轼之手。

欧阳修心悦诚服。

仅仅，苏轼文中有一句“当尧之时，皋陶为士，将杀东谈主。皋陶曰杀之三，尧曰宥之三”。欧阳修确凿想不起出自那边，对此耿耿在怀。

其后，欧阳修迎面问起苏轼。苏轼说，那是我编的啊！

有才的东谈主叫创作，无才的东谈主那叫瞎编。

欧阳修还是不住给苏轼点赞，他在给梅尧臣的信中说：

老汉当避路，放他出一头地也。

宋仁宗在读过苏轼伯仲俩的著作后，那叫一个粗豪，当即立下flag：“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东谈主。”

后世也都合并苏东坡的绝代才思，直于今天，中小学讲义中条款“背诵并默写”的，除了李、杜的诗，最多的就是苏轼的词了。

苏轼小数儿都不接头学生们的感受，比拟之下，乾隆天子一世写了4万多首诗，就莫得一首收录在中小学讲义里，何等着重祖国的花朵。

2

欧阳修会错把苏轼的著作认成是曾巩的，是因为他对曾巩这位兴盛门生相当垂青。

唐宋八大家中，最没存在感的，曾巩要算第二，没东谈主敢当第一。

可在宋东谈主眼中，曾巩可小数儿都不打酱油。在文学上，他主张遵经明谈、文谈并重、文以经世，是古文蛊惑的国家栋梁。

自打年青时，曾巩就是欧阳修的小迷弟，常以欧阳修持模范，“言由公诲，行由公率”。这才是追星的正确姿势。

年青的曾巩饱读起勇气，给偶像写了一封自荐信，并附上我方写的《时务策》。

欧阳修毕竟是位善于发掘东谈主才的伯乐，汗青说他“奖引后进，如恐不足，鉴赏之下，率为名流”。

看到曾巩的著作，欧阳修十分吟唱。可惜，曾巩这东谈主流年不利，他擅长写著作，但应考才智太菜了，一直被埋没。

于是，欧阳修撰文为这位粉丝叫屈，写了篇《送曾巩秀才序》，吟唱了曾巩一番，还趁机把其时的选官轨制批判了一下。

欧阳修说，不是你的错，全是考官的锅。由此可见曾巩的才气。

在欧阳修的饱读舞下，曾巩同病相怜，终于在嘉祐二年高中。

这一年试举，北宋古文蛊惑旗开告成。苏轼、苏辙、曾巩等东谈主为文学界注入清新血液。

3

嘉祐二年考中进士的，还有曾巩的弟弟曾布。

曾巩潜心治学，在政治上鲜有树立，而曾布就不一样，他踏入政坛如胶投漆，日后成为怒斥风浪的东谈主物，是新党的给力干将。

这东谈主特性犟，为东谈主朴直，倒是和他上级王安石很像，被梁启超评价为“千古骨鲠之士”。

打虎亲伯仲。嘉祐二年，有好几对伯仲同科登科，除了苏轼伯仲、曾巩伯仲，还有林希、林旦伯仲，王回、王向伯仲等。

不外，阿谁期间，对后世念念想影响最深的，还属理学家“二程”伯仲，程颢、程颐。

其中，程颢亦然嘉祐二年进士，而程颐天然名声在外，但和苏洵一样，一世都没考中进士。

伯仲俩师承濂学创始者周敦颐，惨酷“理”是万物本原，“存天理，去东谈主欲”等主张，创始洛学。

尔其后与程朱理学皆名的陆王心学，实质上也肇端于程颢。

伯仲俩可说是引导了以后几百年念念想史的发展。

嘉佑二年，榜上有名者，还有另一位理学家张载。

张载是关学的创始者，主张“气本论”，算亲戚关系，还是二程的表叔。

叔侄关系很可以，二程就差唱起来：“我家的表叔数不清，莫得大事不登门…”

程颢常和张载在寺庙中坐而论谈，叔侄俩漫批驳地，无所记挂。程颢豪言，亘古亘今也就咱俩聊天可以聊到这个高度。

东谈主生辞世，总得给我方立个小主义，张载没想挣一个亿，却留住长时流芳的四句话：

为宇宙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

可说是历代念书东谈主的上流逸想。

可惜，宋代以后，动作官学的理学缓缓变得压抑变态，以至于到了“以理杀东谈主”的地步，二程和张载等东谈主的逸想透顶跑偏了。

4

科举说到底是选官轨制，不是新主张作文大赛，嘉祐二年裸露了这样多文假名东谈主，天然也少不了政坛精英。

从神宗在位时（1067—1085）的王安石变法，再到哲宗在位时的（1085—1100）元祐更化、绍圣绍述，都有嘉祐二年进士们的身影，新党中有吕惠卿、章惇、曾布等，中间派及旧党中则有苏轼、苏辙、程颢等。

两边在野堂之上明争暗斗，以致各自党派里面也矛盾重重。

熙宁二年（1069），王安石任参知政治，运转执掌政权，主执变法。

吕惠卿是变法的二把手，在老王眼里，小吕是位好同道。

王安石比吕惠卿年长11岁，常沿途筹商经义，两东谈主歙漆阿胶，结为义结金兰。

王安石变法，事无巨细，都要与吕惠卿酌量，大部分章奏出自吕惠卿之手，青苗、募役、保甲等法都是由他制定。

有我老王吃的，就有你小吕一份。关联词，吕惠卿这东谈主不厚谈。

王安石还在前哨振臂高呼：“伯仲们，上啊！”回头一看，自家东谈主都在互撕。

先是，吕惠卿和曾布交恶。

熙宁三年（1070），吕惠卿因父丧下野，曾布暂代他改定募役法。

比及吕惠卿回朝，发现曾布私行蜕变了我方拟定的新法，涓滴不念及我方的劳动恶果。

吕惠卿一向小家子气，和曾布这梁子就这样结下了。

熙宁七年（1074），曾布被卷入市易务案。

市易法是为遏抑兼并、增多财政收入实行的新法之一，市易务是市易法的推行机构。

市易法的原则就是由市易务出钱，收购滞销货品，等市集清寒时再卖出，以此领域豪商大贾对市集的附近。

曾布不得依次，指出市易务的判官吕嘉问派仕宦到各地购买货品，不容商东谈主先买卖，这是与民争利，克扣庶民。

吕惠卿趁机哄骗曾布这直性子，诬蔑他抵御新法，王安石果然信了。

此案导致曾布被罢官，这是新党里面第一次别离。

同庚，王安石因朝野公论，第一次罢相。

吕惠卿接任参知政治，斯须自我彭胀直得瑟，全都忘了我方是王安石一手进步的。

执掌朝政后，吕惠卿顺之者昌，专横傲气，借机打理政敌。

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跟吕惠卿早有过节。王安国热衷于吹笛，王安石曾劝他少千里迷玩乐，王安国却反要老哥隔离凡人。他所指的凡人，就包括吕惠卿。

吕惠卿上台后，将王安国削职放归乡里，没过多久，王安国就病死了。

这关联词恩东谈主的亲弟弟。

吕惠卿垂涎新党首领之位，不愿让老上级王安石回朝，借用祭祀赦免的老例，向宋神宗保举任王安石为节度使。

那点着重念念，宋神宗天然知谈，坐窝质问他：“老王又不是因罪被罢免，为何要以赦免的时势复官？”

第二年，王安石东山再起，回朝执政，搞了这样多小动作的吕惠卿慌慌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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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安石很不悦，后果很严重，他很快将吕惠卿排挤出朝。吕惠卿从此屡遭贬谪，掣襟露肘。

尽管吕惠卿是变法的前驱，在边境也以身殉职，却再也难以干预政治中心，被新、旧党共同嫌弃。

背恩负义，真的会遭报应啊。

5

与此同期，旧党反对新法的火力小数儿也不小，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从熙宁年间就对新党结合炮轰。

朝堂以外，死党好友饮酒赋诗，朝堂之上，新旧两派党同伐异。有技巧，一样一拨东谈主，在生活中是一又友，到了朝廷，就成为政敌。

苏轼与章惇的恩仇极具代表性。

章惇是苏轼多年好友，二东谈主样貌深厚。

神话，有一次，苏轼和章惇沿途出游，途经一处独木桥，桥边情景宜东谈主，桥下是或然之渊。

章惇跟苏轼提议：“要不咱俩沿途畴前，到对面石壁上题个字？”

豪放的苏轼艰辛冷静一趟，认为没必要冒这个险。

章惇不怕，大笑一声，快步走过，在石壁上写下“苏轼、章惇来游”，然后沉稳不迫地走转头。

苏轼对章惇说：“子厚兄以后能杀东谈主。”

章惇问，何出此言。

苏轼笑谈：“你连我方的命都不顾了，还会羡慕别东谈主的生命吗？”

一语成谶，多年以后，章惇如实差点儿要了苏轼的命。

章惇的科举糊口也有几分传奇色调。

嘉祐二年，章惇进京，高中进士。可章惇一看，状元果然是我方的族侄章衡，就地就不爽了，拒不受敕，打谈回府。两年后，重头再来，又一次考中。

社会我章哥，就是这样自信。

王安石变法期间，章惇和吕惠卿等东谈主一样，是起草和制定新法的主干，而动作旧党的苏轼一向不必婉言，好议时政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轼身陷乌台诗案，被政敌群起而攻之，存一火存一火。

章惇不惧被新党同寅排挤，仗义勾通。他撰文安慰苏轼，并上书神宗：

苏轼弱冠之年就擢进士第，23岁应直言切谏科，评为第一。仁宗天子见过苏轼，将他视为一代之宝。如今反而将他置于牢狱，臣确凿追想，后世借此事说陛下听谀言而恶讦直啊。

在章惇等东谈主的救济下，宋神宗手下见谅，将苏轼贬为黄州团练副使，同期受遭灾的还有他的弟弟苏辙，被贬为筠州盐酒税监。

这一年，动作朝臣的苏轼“死”了，动作文东谈主的苏东坡却“活”了。

谪居黄州期间，苏轼过着艰难的日子，能用来应酬过活的，不外几亩薄田，几壶浊酒。

他咏古抒情，“祖国神游，厚情应笑我，早生华发”。

他豪放符号，“竹杖草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

他乐不雅旷达，“谁谈东谈主生无再少？门前活水尚能西，休将鹤发唱黄鸡”。

他慨然长叹，“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”。

同期，苏东坡也有哀伤的一面。在黄州的第三年寒食节，苏轼作了两首五言诗，挥笔写下有“六合等三行书”之称的《寒食诗帖》。

“何殊病少年，病起须已白”，邑邑不骄贵的惆怅之情溢于纸上。

6

风水轮替转，宋哲宗即位后，改元为元祐，天子年龄尚幼，旧党首领司马光在宣仁太后的撑执下上台执政，力主废除新法，新党倍受打击，史称“元祐更化”。

苏轼被调回朝，这会儿轮到章惇厄运了。

元祐元年（1086），司马光等旧党上书条款废除募役法。章惇疑信参半，坐窝遭到旧党攻击，其中还包括苏辙写的的论状。

一向自我陶醉的章惇，心都凉了，不久就被贬知汝州，元佑年间一直被贬到岭南，比苏轼当年还惨。

狂傲的东谈主一朝自亏心受到打击，未免都会性情大变，章惇恰是如斯。

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宋哲宗亲政，次年改元绍圣，再次升引章惇、曾布等新党旧臣，收复变法，史称“绍圣绍述”。

章惇的运谈再一次发生升沉，而他重新得宠之后，便对旧党进行袭击，他对相知苏轼的临了一点仁慈也破费殆尽。

绍圣元年（1094），苏轼动作旧党分子，遭到清理，贬至惠阳（今广东惠州）。苏轼持续推崇乐不雅主义精神，写下诗句“为报诗东谈主春睡足，谈东谈主轻打五更钟”，好不放纵自如。

章惇可莫得苏轼的气度，进程大起大落的他，也许看不惯苏轼的符号，也许心里尽是愤恨。

章惇给苏轼挪个地，平直将其贬到最偏远的儋州（今海南儋州）。

此时，苏轼已年近六十，去了，或许就没命转头了。

7

元符三年（1100），年仅24岁的哲宗，英年早逝，莫得子嗣。

风头正劲的新党再次领路，什么叫，生命约束，内斗不啻。

章惇和曾布在立储一事上起了不对。

曾布等东谈主认为，应立哲宗的弟弟端王赵佶。

孤傲的章惇站在众臣对立面，认为赵佶“浮滑无行”，不宜领受大统。

这一趟，章惇站错队了。尽人皆知，赵佶，就是宋徽宗。

徽宗即位后，章惇被罢相，贬出京，5年后，病死于湖州团练副使任上。

就在章惇被贬的这一年，远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归。

第二年六月，苏轼道路京口，偶遇章惇之子章援。章援是元祐年间苏轼知贡举时考中的进士，与苏轼有师生之谊。

章援追想，一朝苏轼被升引，会袭击章家，因此怀揣不安与苏轼通讯，请他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对章惇一家多多关照。

苏轼当即表态：“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，虽中间出处稍异，交情固无增损也。”

当初，章惇欲置苏轼于死地，如今，苏轼不仅莫得怨尤章惇，反而发自内心肠抒发对友东谈主的矜恤。

在乌烟瘴气的朝廷，这样的博大胸宇真实难能贵重，与章惇的狠心酿成了显明对照。

缺憾的是，苏轼等不到阐扬抱负的那一天，也等不到章惇的息争，65岁的他，在北归程中，病逝于常州。

章惇离京后，曾布本有契机一家独大，偏巧宋徽宗信任的是另一位显赫，蔡京。

蔡京先是揪住了曾布的笔据。

曾布专门进步我方的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，蔡京上奏说：“官爵是陛下的奖赏，宰相哪来的权利暗里授东谈主呢？”

曾布在野堂之上，与蔡京争辩，没预见越说越粗豪。

蔡京的心腹，尚书右丞温益迎面呵斥，以致绝不护讳：“曾布，你怎敢在皇上眼前如斯自尊？”宋徽宗对曾布运转有些不厚重。

随后，蔡京又想对曾布加以退让的罪名，命开封知府吕嘉问逮捕曾布诸子，进行要挟利诱，以此来给曾布成列罪名。

这个吕嘉问，恰是当年市易务案中被曾布毁谤的那位。曾布猜测跟他八字相冲，这辈子倒了两次霉，都跟他关系。

失去了宋徽宗的信任，曾布被一贬再贬。

大不雅元年（1107），72岁的曾布在润州知州任上归天，嘉祐二年进士中的临了一位显赫消极遣散。

在政坛上几经浮千里的曾布，功勋很是，日后却与章惇、吕惠卿等沿途被史官列入《奸贼传》。

而他哥哥曾巩，一世为官清廉，一心专研常识，在《宋史》中被赐与了很高评价，其著作与王安石、欧阳修真金不怕火名，“卓然自出一家”。

同庚考中进士的伯仲俩，评价如斯大不同。

章惇和曾布先后离京后，宋徽宗命蔡京将前两朝参与“党争”的大臣列出来，整理成一份黑名单。

于是，蔡京七拼八凑，找出“元祐党东谈主”309名，将这些东谈主定为奸党。苏轼、章惇、曾布等赫然在列。

宋徽宗不许党东谈主子孙留在京师，且列名的东谈主一律“永不委用”，随后由蔡京手简姓名，发至各州县。

这些英才，往来了泰半辈子，临了果然什么也没获取。

嘉祐二岁首春，士子们徜徉满志，一心为国效用，却在雅雀无声间分谈扬镳。

有的东谈主眼睁睁看着逸想讲理，有的东谈主在漫漫长路上迷失，还有的东谈主对同庚举起了屠刀。

好像，政治从来就唯成心益，莫得心思。

参考文件：

[元]脱脱：《宋史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

曾枣庄：《文星灿艳：北宋嘉祐二年贡举考论》，复旦大学出书社，2010年

王连旗：《北宋嘉祐二年进士筹商》，河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，2011年